[12] 由于彭真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地位，上述宪法实施概念是当时主导宪法修改活动的主流意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依照党章党规对党员的违纪行为进行审查，行政监察机关依照行政监察法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监察，检察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进行查处，反腐败职能既分别行使，又交叉重叠，没有形成合力。2018年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的汇报，原则同意《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有关问题的请示》并作出重要指示。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初次审议后，根据党中央同意的相关工作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将草案送23个中央国家机关以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征求意见。留置场所的设置和管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草案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特殊情况下经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对草案作了进一步完善。
三是国有企业管理人员。2018年1月18日至19日，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当然，这可能并非其作者的本意。
直接民主的组织，如古希腊的人民大会，确实就等于人民本身，代议民主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不等同于全国人民本身。（2）很大程度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会否定公民应享有的国家权力所有者权能，改变国家权力内部要素的比例结构。……(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至少民族有五十多个，职业数以百计吧，仅教师就分大、中、小学和幼儿园等类，里面还要按专业技术职称、政治面貌等等再分。
因为：（1）有的观点提出那句话中这一国家机构的说法，显然是文章把自己的误用结果放到了别人口中。我国宪法列举的职权范围如果不能约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宪法列举就完全是多此一举，不如直接写一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行使其所欲行使的任何职权了事。
应当依据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的需要而定，只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有利于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至于直言禁止法，读读任何国家的宪法文本，看到针对国家或国家机关使用不得或禁止等话语的情况即是其运用例证。国家的最高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用已经有的立法证明新立法减损被调查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合宪，方法和逻辑上都不能成立，且有可能犯习非为是的错误。
这也影响了《另》文本身的可信度。[2] 参见童之伟、殷啸虎主编：《宪法学》（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6页。当然，作为社会存在的国家制度，人大制度确实是可以改变的，但这种改变只能按现行宪法规定的程序来改变，更具体地说，就是由全国人大在现行宪法规定的权限内，通过修宪来完成。大幅克减基本权利的主张违背宪法学者的职业逻辑。
综合起来看，《另》文及其续文向读者传达的信息可能忽视乃至否认了一些原本应该肯定的宪法学基础知识。既然有权制定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当然有权制定部门规章和地方政法规章……可见，我们做宪法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如果不懂得宪法列举国家机关职权意味着什么，那是会引起后果很糟糕的连锁反应的，有点像多米诺骨牌效应。
全国人大超越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行使职权不合宪，会打乱宪法的权力配置格局，损害人大制度。《另》文没意识到，这是分属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
换句话说，其作者在所有场合的主张都是拆除限制权力的栏杆、放纵权力和压缩、减损公民基本权利，反对平等保护。所以，各国检察官依法努力追诉犯罪嫌疑人刑责和律师在依法竭力维护被追诉者的权利、争取免除或减轻被追诉者刑责，以及法官不偏不倚依法居中裁判都是正当的。《另》文在回顾了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不同文章中论及的人大制度内容后写道：回顾历史也可以发现，我们对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究竟要设哪些国家机构，在认识和实践中，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些法条规定的内容是：国家、社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根据残疾人身心特性和需要实施教育，并为其提供帮助和便利。《另》文谈论全国人大职权时没有展示应有的整体观，基本只考虑全国人大如何将权力行使范围扩大到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外，其它没提及。（五）做某些论述时选择的立足点算不算职业逻辑问题，有讨论的必要。
如果《另》文表达的意思确实是本文引言概括的国家机关宪法不禁止皆可为，即主张国家机关尤其是代议机关可以做宪法不禁止的所有事情，那么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只能得出其作者缺乏或违背法学常识的结论。宪法没有规定监察委员会，不等于全国人大就不能在宪法之外设立监察委员会。
为反驳微友依据法学常识发言的内容，《另》文作者又发表了《另》续文，但该文没有证成所欲证明的观点，反而进一步显露其作者之所以此前发表违背常识的言论，确实是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常识后面的基本理据和逻辑。[12]从宪法学角度看，恩格斯这里讲的就是按财产状况对公民进行分类的做法，而且指出了这种分类是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的标志，以及高级阶段不搞这种分类的原因。
上述话语还将全国人大行使职权与遵守宪法对立起来，用有利于全国人大行使职权来否定全国人大也应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的宪法制度。宪法学界就监察法制定发表文章较多的马岭教授、秦前红教授、韩大元教授和我的文章，都没有这样说过，在其他文章中也没见过。
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这里涉及一些必要的知识储备，其中的关键学理是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之间的代表与被代表关系原理，以及相应的主权力与派生权力、原权力与受委托的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原理，以及人民代表机关（或制宪机关）通过制宪向各国家机关授权方式和技术方面的知识，尤其是中外立宪史方面的情况。因此，也可以说，国家机构和公民两种主体分享法权，构成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的零和关系,形成反映相应比例关系的法权结构GJQ/GMQ。可这缓和不了作者言论违反宪法学者职业逻辑的性质。
我国宪法中国家机构的全部权力（职权或权限），只是属于人民的全部权力通过制宪或修宪授予国家机构的那一部分，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部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亦即政治应不离法律之轨道，一切制度化，其国始能长治久安也。
《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另》文在谈论人大制度时，显得不太清楚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区别，以致用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随时变，来证明作为社会存在范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样可随时变，进而实际上得出了现行宪法规定的人大制度之构成要素不经修宪也可随时由全国人大立法增减的无根据的结论。
《另》文这里所说的权利克减，完全没有宪法根据，也完全与权利克减本身有效保障基本权利的精神和绝对不延伸到刑事法领域的禁忌水火不容。联系作者使用限定一词的意向，它只能是限制、减少的意思。
关于这一点，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教授说得特别清晰、深刻，他说：‘法无授权则无权是公权运行的政治铁律，法律对公共权力采取列举的规定方式，实质上是穷尽权力范围和权能的界定方式，所以授予和限制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上述话语直接表明其作者忽视了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有重大差别。拉丁法谚云：政治适应法律，非法律适应政治。
在制宪史上，人类发明的第一种也是最基本的一种用宪法限制权力的方法，是授予权力和限制权力并行列举法（以下简称权力并行列举法），即宪法通过逐项具体列举的方式，将一些权力授予相应国家机关，同时也通过此举宣示授予的权力以此为限。在其他正常立宪国家，立法克减公民基本权利也一定要或修宪，或释宪，或由违宪审查机关确认。
（5）公民政治权利（可用GZQ代表），如前所述，它实为公民权利中包含的国家权力所有者权能，表现为公民的政治权利。那时如果硬着头皮做，就几乎肯定会与民主法治和基本人权保障的要求反其道而行之。
前引文字表明，作者把超越宪法列举的职权范围设立新的国家机关称为灵活性，认为这个灵活性体现的正是人民主权原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须知，如果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限于同一类人内部，那么，我们中国十三亿多人少说可以分为成百上千类，仅仅以职业、受教育程度、出生地、民族、财产状况做细致划分，就能粗略分出几百类人。
